而华夷之辨实际上具有相对性。
一是因为法官拥有判断是非、曲直、有无甚至生死的最终权力，二是法律人确实存在职业带来的固有的不足。他对此不予回答，也绝不会为自己辩护。
我国《法官行为规范》第6条规定不得随意发表有损生效裁判严肃性和权威性的言论。但是，尽管如此，我国法院对法官慎言义务的重视和约束仍然不得力。森际康友教授认为，法官有言论自由，但担任法官的人在宪法上有特别的地位，应该在言行上进行一定的自我约束。Steven Lubet和Ronald Dworkin两位受人尊敬的法学家指责波斯纳有不道德的司法行为，即认为其这部著作违反了《美国法官司法行为准则》3A(6)条的规定——法官不应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审判进行公开评论。有时法院的判决会遇到一些不公正、不准确或是恶意的评论。
四、我国法官慎言义务及主要遗留问题 我国在上个世纪，法官没有职业化的背景，因此法官职业道德规范没有受到重视，是很不完善的。[71]从当下中国民众或媒体批评法官的情况来看，还难以判断其弊端得失。例如，公司的财产最终还是要通过利润分配、利息支出等形式分给投资人。
第一，两种角色经常混同。同时，这样解释也有法律根据，《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53}还有学者认为，与一般权利能力相对应，具体权利能力是作为特定权利和特定义务的归属点。(―)权利能力作为主体资格的否定 1.设想一：权利能力仅作为主体资格 如果权利能力仅作为主体资格，不承认权利能力有所谓的范围问题，那么对于概念的明晰自然有好处，也能增加制度的说服力。
从而，权利能力也就成了消除具体的生物人和团体之间差别的技术手段。没有理性，如果遵循康德哲学，即没有主体资格。
{2}该法典第 1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然而，实践中的人和团体千差万别，本不相同或平等。例如，胎儿因受到他人侵权而死亡即不能获得有效的保障。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权利能力也有区分，但通常把权利能力区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具体权利能力。
{40}在德国，把这些通过实定法赋予权利能力的团体称之为法人。理性窒息了法律主体的发展空间，主体的开放性迫使其必须挣脱理性的羁绊。因此，以理性为根据的权利能力在私法上具有两个重要作用:第一，为私法自治奠定理性的根基。主体资格的根据和条件：自然人为出生，法人则依法定条件。
因为这些法律主体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主体，根本还是在于服务于生物人之需要。为了意思自治的需要，这种理性或许需要拟制出来，但被拟制的理性决不是法人作为主体的真正根据。
正如有学者评论道，《德国民法典》在创造法人这个主体资格时，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人格这一古老而常新的概念中所包含的伦理属性，以‘权利能力这一仅仅具有私法主体资格含义的概念替换了人格的表达，使权利能力明确地‘从伦理的人格中解放出来，可以同时适用于自然人与法人。例如，承认死者享有某种权利，并不是基于其人格尊严，也不是基于意思自治而参与各种社会关系，而是基于对生者的尊重。
权利能力兼具主体资格和权利资格双重角色也左支右绌。权利能力，总是让人与权利资格相联系。{66}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按康德的说法，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如此人类社会演进行径，乃铁之事实。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律通过监护人对于这一阶段中那些理性不完满者(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等)的理性予以补全。
人格的产生实际上伴随着不光彩的一面，它把生物人区分为可以成为法律主体的人和不可以成为法律主体的人。{43}参见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0页。
二是两种资格的根据和条件完全不同。{13}在康德那儿，人已经从生物人发展为伦理人，人的属性不在于他是生物体，而在于他有理性。
所以这样做，其本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法律确认其效果不过是对理性的尊重。
在这里，权利能力之权利指的是抽象的权利而非具体的权利。法律则可以通过权利能力把他们抽象为无差别的共同形象。例如，有学者认为一般权利能力是一种对具体主体能力抽象化后的法律关系归属终点能力。{59}笔者认为，人格尊严并不能单独作为主体的根据。
即使是古代法，尽管把人按等级区分，也绝少是按人有没有理性能力区分的。{21}同注〔16〕，第142页。
例如，有学者指出，权利能力作为享有权利的资格，是指享有总和权利的资格，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被视为等同。理性人纯洁的理性不可避免地将受到尘世的玷污。
非营利社团从事经营性活动，必须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主体资格可以在两个含义上使用，第一是指生物人和团体等实体取得的私法主体地位。
不可否认，理性仍然是私法主体在法哲学上的总根据，但从实证法的角度，除了理性，私法主体显然还有其他根据。此时，胚胎已初具人形，能分辨出眼、耳、口、鼻、四肢，{65}因此，胎儿从妊娠8周以后算起较为合适。{63}只要克服生物人必须与母亲彻底分离的观念，只要不对法律变更迷信般的嫌恶，那么拟制是没有必要的，胎儿就是人。例如，《民法通则》第12条规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再如，公司的收益最终要归属于各种利益相关人。有些主体，表面看是主体，但实质上是为了伦理人更好地参与私法自治的工具。
5.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4}我国大陆学者也是如此。
{27}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同时，主体制度的发展，也动摇了权利能力制度的理性根基。
